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中将在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井中离奇身亡，遗体还被打上黑叉，八个月后，他的妻子朱岚也在迫害中离世，留下八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最大的不过二十岁左右，最小的还未成年。
1967年1月21日，东海舰队招待所后院的那口窄井，成了中国军史上一道至今无法愈合的豁口。
那是一个连孩童钻进去都费劲的窄口，陶勇却以一种头下脚上的诡异姿态，硬生生把自己“塞”了进去。
现场的细节冷得像冰，也硬得像铁，当人们把这位司令员打捞上来时，发现了一个足以推翻所有定论的疑点，他口袋里的信件和文件竟然是全干的，全身上下只有那件丝棉背心的边角沾了点水。
稍微懂点物理的人都能咂摸出味来，从落水到心跳停止，时间短得可怕，几乎是瞬间毙命，在那个水深极浅的小井里，一个壮汉若不是先失去了反抗能力，怎么可能在几分钟内把自己“淹死”得如此利索？
就在事发前一刻，他还很自然地支走警卫员，说头发长了想理一理，一个正打算打理仪容的人，会在理发师还没赶到的那短短15分钟里，突然转念去寻死？这逻辑碎了一地，根本捡不起来。
可真相在那个年代被按下了快进键。仅仅三天，1月24日，一份盖棺论定的定性就甩了出来：叛徒、畏罪自杀。刘浩天宣布这个结论的速度，快得像是早就写好了剧本，只等最后那个句号落笔。
消息传到北京，老帅们直接掀了桌子，陈毅在办公室里把杯子摔得粉碎，吼着说哪怕砍了他的头，他也不信陶勇会自杀，粟裕更是耿耿于怀了一辈子，晚年直摇头，说这种定论纯属胡扯。
了解陶勇的人都知道，他这辈子就没长那根名为“屈服”的神经，这个出身大别山的放牛娃，17岁就拎着脑袋闹革命，打仗时人送外号“拼命三郎”，急眼了就甩掉军帽，光着膀子抱起机枪带头冲锋。
这种被粟裕钦定的“虎将”，能在牌桌上输给小战士后乐呵呵地钻桌子、贴满脸纸条，这种骨子里的乐观与坚韧，像一块钢板，怎么可能在政治寒流里轻易折断？他那是“陶大炮”，心里藏不住半点沙子。
在那段混沌的岁月里，他曾试图护住身后的战友，试图稳住晃动的舰队，1月21日下午，他还在跟老战友廖政国密谈，直言不讳地表达对局势的愤怒，廖政国临走前还叮嘱他收敛，他却一挥手，说自己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这一挥手，竟成了永别，随后的灾难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压向了这个原本显赫的家庭，妻子朱岚因为硬着脖子不肯承认丈夫是叛徒，在隔离审查中被打断了肋骨。
1968年，这个坚强的女性也走了，丢下了8个还在长身体的孩子，大的一脸稚气，小的还没成丁，那是一段血色弥漫的生存竞赛，他们被赶出部队，在街头流浪，成了政治风暴里的孤儿。
幸好，义气这东西在将帅之间还没断流，许世友在南京暗中递了话，肖永银便大着胆子，以招文艺兵、勤务兵的名义，把孩子们一个个“捡”了回来，粟裕更是在北京撂下话：有他一口饭，就有陶勇孩子一口饭。
虽然1973年周总理介入，1977年正式平反，文件上也定性为受迫害致死，但那个关于“怎么死”的过程，却像那口被填平的井一样，成了被尘封的空白，是谋杀后的弃尸，还是无法自证清白后的绝望？
他的儿子张小勇后来继承了衣钵，当上了驱逐舰舰长，他在大海上寻找父亲的影子，却始终没能在那口窄井的谜团里突围，2012年，张小勇带着没解开的遗憾去世，关于1967年那个下午的真相，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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